第十一章

柳依带着柳寅回到伦敦的时候，又是一个雨天。

这城市像是永远不会晴。灰的天，灰的楼，灰的水汽从泰晤士河上升起来，把一切都罩在一层薄纱里。

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在雨中行驶着，司机穿深灰制服，室外的雨淋不进舒适温暖的车厢里。

柳寅的脸贴着车窗玻璃，看外面陌生又熟悉的街景一格一格往后退。

柳寅安静了片刻，手指在起了雾的车窗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鸽子。

“这里还是看起来好旧，”她说，“天好灰。”

“伦敦就是这样的。”柳依说。

elliot在旁边安抚的捏了捏她的手，他把她整个人都搂进怀里。

柳依依旧讨厌这座城市。

讨厌它的天气，它的气味，它每一个转角里藏着的记忆。

但她在离开这里八年之后，又带着她的女儿和丈夫重新回到了这里，这个潮湿发霉的城市。

人总是会回到自己最想逃离的地方，不是因为原谅了什么，而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具尸体在等她告别。

殡仪馆在东区一栋维多利亚式的老建筑里，灰砖墙上爬满了枯藤，铁门上的油漆剥落了半边，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皮。柳依牵着柳寅的手走进去，高跟鞋敲在旧水磨石地面上，发出空荡荡的回响。

柳月珍拿着elliot给的“聘礼”早就换上了大房子，一个人居住，但她的身份证明还是在东区，所以她死后也被警方送往东区殡仪馆。

——这里承载了她大半的人生，她在搬离这里的时候大概没想过死后会重新造访，就像柳依从没想过重新回到伦敦是这样的光景。

elliot站在她身后，一只手撑着一把巨大的黑伞，另一只手揽着她的肩膀。他的西装是深灰色的，领带是黑色的，鬓角的银白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显得格外触目。

柳衍站在走廊尽头等她们。

她穿一件黑色长大衣，头发挽在脑后，脸上没有化妆，两颊微微凹进去，颧骨比上次见面更高了。她比柳依大四岁，但看起来像大了十年。

“妈妈在里面的房间，”柳衍说，“警方说今日是最后一面，调查结束之前不能下葬。”她的语气公事公办，像在汇报工作。

但柳依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发抖。

elliot收起了伞。柳寅跟在他们身后，安静地走进那条走廊。

走廊很长，灯光昏暗，壁纸是几十年前的花样，泛着黄，边角卷起来。空气里有一股消毒水混着旧木头的气味，有一点像柳依小时候住的那栋楼的楼道。

她忽然想起很多事。人是很奇怪的动物，你以为自己已经把过去封存得很好了，打包，装箱，塞进阁楼最深处，锁上门，把钥匙扔进泰晤士河。

但只需要一种气味，一种光线，一个转角，所有的箱子就会全部炸开，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砸在你脸上，躲不掉。

房间里很冷。不是温度的问题，是一种更深的、属于死亡本身的凉意。墙上的日光灯管发出惨白的光，照在米白色的瓷砖上，照在每个人脸上，把所有人的血色都洗掉了一层。柳月珍躺在中间的金属台面上，身上盖着一块白布。布很薄，遮住了她的脸，遮不住她身体的轮廓——一个瘦小的、干瘪的轮廓。

柳依站在门口，没有走过去。

她忽然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情。

她想起的第一个画面，是母亲在厨房里剥豌豆。

那是她大概七八岁的时候，她坐在一张矮矮的小板凳上，姐姐在上课外辅导班，面前放着一只搪瓷盆，盆里是还没剥的豆荚。

母亲站在灶台前炒菜，背对着她，围裙系得很紧，腰身被勒成细细的一截。厨房里很热，油烟很大，窗玻璃上蒙着一层永远擦不干净的油垢。 母亲忽然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像自言自语。

“依依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本来没打算生你。”

柳依的小手停住了。

一颗豆荚裂开在她掌心里，三颗圆滚滚的豌豆滚到地上，弹了两下，滚进了橱柜底下的缝里。

她趴下去捡，脸贴着冰凉的地砖，手指够不到，只能看到那三颗豆子在黑暗里泛着微微的绿光。

她趴在那个位置，可以看到母亲穿着拖鞋的脚，和灶台底下积着的灰。

她想问为什么。

但她没有问。

她从小就不会问为什么。她把剩下的豆子一颗一颗剥完，剥得干干净净，一粒都没有掉。

她以为这样有用。

母亲没有回头。

柳依记不得母亲有没有抱过自己，在她整个人生的记忆里，母亲似乎只抱过她两次。

第一次是她五六岁的时候，发烧烧到四十度，母亲抱着她在雨里等出租车。她烧得迷迷糊糊，只记得母亲身上有一种很廉价的洗衣皂的气味。

不好闻。但她记住了那个气味。

后来她每次闻到那种洗衣皂的味道，都会觉得额头微微发烫。

第二次是母亲知道她怀孕了，她用一种很幽深的目光看着她，她本能的感到害怕。

柳依想，要是母亲那时候叫她把孩子打掉她也会毫不犹豫的打掉。

可是她没有。她只是问，这个孩子是不是罗迪的，那个罗迪·德莱文。